梁婆婆坐在社區活動中心的靠窗位置，手指熟練地整理著一副UNO卡牌。這位70歲的獨居老人每週最期待的，就是這間長者鄰舍中心的卡牌遊戲日。

“出紅色！“梁婆婆笑著對牌友說，眼睛因專注而微微眯起。這一局她輸了，卻笑得最開心。除了UNO，中心還組織肌力訓練班，幫助長者維持基本活動能力。

“在這裏認識了些朋友，無聊時有個去處。“梁婆婆輕描淡寫地說道。對她而言，這個約200平方米的空間不僅是活動場所，更是對抗孤獨與機能退化的前線陣地。

今年8月初，香港一間公屋的門被強行打開。社會工作者的例行探訪，最終變成了一場令人心碎的發現——一位獨居長者已在家中離世多年，化為白骨。她的兒子移居海外，多年未有聯繫。

這不是單一案例。香港註冊社工、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李允平在訪談中平靜地敘述著這一”社區悲歌”。

面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社會現實，香港特區政府多年來致力於推廣 “原居安老”（Aging in Place）的理念。該理念旨在通過社區支持網路，讓長者能夠在熟悉的家居和社區環境中，獲得所需服務，從而有尊嚴地安度晚年，並盡可能延遲或避免入住安老院舍。

然而，實現這一願景的道路充滿挑戰。香港的預期壽命位居全球前列，同時面臨低稅率制度和家庭觀念的急速轉變。

「原居安老」——被寄予厚望的出路

面對這一代際間的嚴峻挑戰，香港社會實際上站在了十字路口，面前擺著三條主要路徑：

第一條路是回歸傳統：家庭養老。 但在今日的香港，這愈發困難。高昂的住房成本壓縮了多代同堂的空間，雙薪家庭的工作強度令子女分身乏術。

第二條路是依賴市場：私立院舍與雇傭看護。 這條路看似提供了選擇，卻豎起了一道高聳的經濟門檻。專業的養老院或持證護工月費動輒超過2萬港元，遠非普通家庭所能長期負擔。而大量家庭被迫雇傭未經專業訓練的外籍家庭傭工，又埋下了護理品質與安全隱患。

第三條路是仰仗政府：入住公立安老院舍。 這是社會安全網的底線，卻面臨最殘酷的現實——極度的供不應求。公立院舍的輪候名單以”年”為單位計算，如前所述，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長者在等待中離去。

當傳統家庭功能式微、市場化服務價格高企、公立資源嚴重短缺時，第四條道路——「原居安老」（Ageing in Place）——作為平衡多方困境的折中方案，被推到了政策舞臺的中央。

它並非簡單地將長者留在家中，而是旨在通過社區支持網路，讓他們在熟悉的環境中，維持自主、社交與尊嚴，盡可能延遲或避免入住安老院舍。

70歲的獨居梁婆婆是這一理念的縮影。每週三天，她固定前往西貢區的長者鄰舍中心。“在這裏，有飯食，有人聊天，時間過得快些。“對她而言，這個中心是抵禦孤獨與機能衰退的前線。

香港社區養老的可見努力

在”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政策方針下，香港政府建立了一套旨在覆蓋全港的社區養老服務網絡。

這套支持系統的核心，是遍佈全港的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規劃，每2至3萬名長者人口便設有一所地區中心，提供護理諮詢、健康教育和日間託管等綜合服務。分佈更廣的長者鄰舍中心則側重社區融入、社交及外展工作，像深入街巷的觸角，主動聯絡社區內的長者。

服務機構的地理分佈，揭示了資源投放的重點。數據顯示，觀塘區、沙田區和葵青區是社區服務機構總數最多的區域，這與這些區域老年人口密集、公共屋邨集中的特點相符，顯示出資源規劃試圖與需求匹配。例如觀塘區，不僅服務機構總數多，長者鄰舍中心的數量也尤為突出，有助於構建更密集的社區支持網路。相比之下，離島區、灣仔區等地的服務機構數量較少。

除了長者活動中心，全港還有超過260間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單位，為體弱長者提供日間護理、康復訓練及個人照顧等服務。其中，社區飯堂和膳食送遞服務是基礎而關鍵的一環。

數據顯示，在各類社區服務中，提供膳食服務的機構占41.6%。這類服務形式靈活，長者可以到中心用餐，也可以選擇送餐上門，每餐價格約在22至30港元之間，為許多像梁婆婆這樣難以自行備餐的長者解決了日常溫飽。“價格便宜，食物味道也不錯，有菜有肉，營養夠。“梁婆婆評價道。

對於行動不便、難以走出家門的長者，家居照顧服務則成為 “原居安老” 的重要支撐。在明愛南山邨，從事家居照顧服務多年的洪社工詳細介紹了這項服務：“越來多長者希望留在熟悉的小區和家中生活，家居照顧服務就是為了滿足這部分需求，由社署轉介個案並審批後，我們的專業團隊便會上門提供支持。”

洪社工所在的服務團隊涵蓋社工、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家居照顧員，核心是協助長者維持身體功能、延緩退化。

“我們的服務對象以體弱、獨居、隱蔽長者爲主，獨居長者佔比約一半，需求最集中。” 她補充，部分長者需依賴胃喉、尿喉等醫療設備，或因子女全職上班缺乏照護，“家居照顧服務就是填補這些缺口，讓長者安心留家。”

除上門服務外，中心每月會辦 1-2 次手工藝、遊戲等活動，鼓勵長者走出家門。考慮到照顧者壓力，中心還開設手工班、分享會等紓壓活動：“給照顧者一個釋放出口，既提供情感支持，也能增進他們與長者的理解。”

這項推行二三十年的服務仍在迭代：“長者壽命延長但健康更脆弱，需求也更複雜。” 洪社工説，機構近年強化了護理複康技巧、前線培訓與跨專業協作和人員準入標準，“我們希望每位同事都能從容應對長者需求。”

此外，自2023年起，政府在各區推行”關愛隊” 計畫，由地區團體招募義工，定期探訪有需要的長者，旨在織密最基層的社區安全網。民政事務總署數據顯示，全港18區已成立超過500支關愛小隊。其中，沙田區（41隊）、觀塘區（40隊）和元朗區（39隊） 的關愛隊數量最多，構成了這一義工網路的骨幹。

觀塘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周立根表示：“社區中心、NGO和關愛隊構成了一個協作網絡。我們的角色就像是社區裏的’眼睛’和’耳朵’，希望能及早發現那些需要幫助的獨居長者。“

安全網下的裂痕與漫長等待

然而，這張精心編織的安全網，仍存在難以觸及的「縫隙」與難以承受的「張力」。

首先，是那些陷入”縫隙”中的長者，即所謂的 「邊緣長者」 。他們往往獨居，與社會聯繫薄弱。關愛隊很難接觸到他們。那些在家中孤獨離世良久才被發現的悲劇，大多發生在這一群體中。即使社區網路再密，也無法有效惠及一個在視野中「隱形」的人。

最大的壓力來自於絕對短缺與漫長的輪候。對於體弱、急需專業照護的長者及其家庭而言，等待是一種消耗。

郭先生為中風後半身不遂的80歲父親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已超過18個月。“我和太太都要全職工作，只能請外傭，但爸爸情況複雜，外傭也不專業。我們每天提心吊膽。” 郭先生的焦慮背後，是一個龐大的輪候群體。

數據顯示，輪候社區照顧服務的總人數預計將從2021年的約6,046人，大幅增至2025年的近10,707人。其中，對專業日間護理的需求增長最為迅猛。

不斷延長的輪候隊伍，直接導致了等待時間的惡化。數據顯示，社區養老服務的輪候時間正持續延長。以”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為例，其平均輪候時間從2021年的約7個月，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預計11個月。漫長的等待佇列背後，是日益增長的需求與有限服務名額之間的尖銳矛盾。

最殘酷的現實在於，許多長者在等待中離去。數據顯示，在2016年至2021年間，每年都有超過6,000名長者在輪候資助安老院舍宿位期間去世，高峰年份（如2019年）甚至超過7,000人。這意味著，平均每天約有17至20位長者在等待中離世。這一冰冷的數據，將抽象的”輪候壓力”轉化為最殘酷的生命流逝，揭示了系統無法滿足需求的嚴峻現實。

等待的煎熬是一種持續的消耗。正如陳先生所說：“每個月收到社會福利署的排隊通知信，看到名次只前進了一點點，那種感覺…就像在跑一場看不見終點的馬拉松。你不知道父親還能不能等到，也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

這張社區養老的安全網，儘管編織得日益細密，但在龐大的需求、有限資源和複雜的人間處境面前，依然顯得力有不逮。如何補上縫隙、緩解張力，讓支持能夠真正觸及每一位有需要的長者，是香港在實現”原居安老”理想道路上必須直面的核心挑戰。

三重擠壓：數據揭示的系統性困境

為何努力了，缺口仍如此巨大？根源在於三個深層次且相互關聯的系統性困局。

低稅收下的福利「不可能三角」是首要困局。

一切福利問題的根源，最終指向財政。Kim教授表示：“福利需要資金和稅收支持，但香港的稅率非常低。”

香港以其簡單低稅制聞名，利得稅和薪俸稅稅率遠低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這吸引了全球資本，卻也嚴重限制了政府通過二次分配提供社會福利的能力。這是一個經典的”不可能三角”：低稅收、高自由市場、高福利保障，三者難以兼得。

“理論上增加稅收對政府財政有幫助，但從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和長期發展來看，加稅不太理想。” Vincent Lee教授道出了政策現實。加稅在香港是高度敏感的政治經濟議題，被認為可能削弱其核心競爭力。

然而，老齡化社會帶來的福利支出壓力與日俱增。如圖數據顯示，香港用於公共福利金計畫的總開支在過去五個財政年度持續攀升，從2019-20年度的約366億港元，顯著增長至2023-24年度的約484億港元，增幅明顯。

進一步分析福利金的構成，長者生活津貼已成為最主要的部分，截至2024年3月底，相關個案超過72萬宗，占所有福利金個案的一半以上（57.1%）。其次是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和傷殘津貼。這些直接現金援助構成了政府養老支持的基礎，但其金額（如長者生活津貼每月約4，000港元）在應對高昂的長期護理費用時，仍顯得捉襟見肘。

在低税制的刚性约束下，福利开支的刚性增长，正持续考验着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如何在不动摇经济根基的前提下，为不断扩大的养老需求提供稳定资金，是香港必须解答的难题。

財政約束直接影響了第二個困局——人力短缺，尤其是在最髒最累的養老護理一線。

李教授表示：“前線院舍護理員的年齡中位數大概是52、53歲左右。” 這意味著，照顧者群體本身正在同步老齡化。

為何沒有年輕人願意加入？

1. 薪酬低：相比其他行業，護理員工資缺乏競爭力。

2. 工作髒累：工作强度大且内容繁杂，社會聲譽度相對不高。

3. 前景黯淡：行業內缺乏清晰、结构化的晋升体系。

根據社會福利署2021年的調查，資助安老服務單位中個人照顧工作員、院舍服務員及家務助理員的空缺率分別高達17.6%、14.0% 及 20.3%。這意味著每五個一線護理崗位中，就有一個是空缺的。

人手短缺会直接影响服務品質。 在立法會討論中，有議員建議院舍應達到 1:5 的護工與長者比例，以確保基本照護品質。然而，在高達兩位數的空缺率下，許多院舍的實際比例遠未達標，護理員疲於奔命，長者得到的關注時間被不斷擠壓。

更嚴峻的挑戰還在未來。政府預計，隨著人口急速高齡化及新院舍投入服務，2023年至2025年間，院舍業界將需要額外至少4，500名護理員。在現有崗位尚無法填滿的情況下，如何滿足這新增的巨額需求，是懸在整個系統頭上的巨大問號。

當公共服務因財力和人力而左支右紺時，家庭本應是最後的堡壘。然而，這個堡壘也在風化。

如今，家庭規模越來越小。一個成年子女要照顧年老的父母親，還要面對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成為夾在中間**「三明治一代」**，壓力非常大，成了第三重壓力。

香港市民Andrew Chan，與父母關係融洽。他表示父母有空就喜歡跟孫子玩，但彼此都明確傾向於分開居住。

而對於養老院，陈先生表示：“除非是很極端的情況，比如身體實在不行了，或者子女完全無法照顧，否則老人家都很不愛去，覺得不自在。”

「不願同住、抗拒院舍」的普遍心態，導致家庭支持缺位，壓力最終都壓向緊繃的社區支持系統。

Andrew一家的選擇並非特例，它背後是整整一代人共同的結構性壓力。 調查顯示，在香港45至65歲的中年人群中，有近三分之一（31.6%） 的人正同時承擔撫養子女與贍養父母的雙重責任。若將視野放大至整個東亞社會，该比例则僅次於中國大陸（37%），远高於臺灣、日本和韓國。

這種壓力植根於不可逆轉的人口結構巨變。香港正經曆一場根本性扭轉：需要被撫養的長者人口基數急劇膨脹，而作為社會中堅的工作年齡人口則持續萎縮。根據政府統計，未來四十年，65歲或以上人口預計將增長超過一倍，其中需要高強度護理的85歲以上”老老”群體增長更為迅猛，將達到目前的近五倍。

這一結構性變化直接體現為”老年撫養比率”的急速惡化。該比率預計將從2014年約每5名工作者支撐1名長者，飆升至2064年約每1.8名工作者就需支撐1名長者。社會整體撫養負擔的急劇加重，意味著每個勞動人口和每個家庭所需分攤的養老壓力都將成倍增加。

在微觀層面，家庭的支撐能力同樣在萎縮。香港的生育率長期位居全球最低行列，家庭住戶平均人數已降至不足3人，意味著可供分擔照顧責任的子女與親屬網路日益薄弱。與此同時，代際觀念已然變遷。

Z世代和阿爾法世代相比深受全球化的影響。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Dahye Kim指出，“這意味著他們對贍養老人的觀念會大不相同。” 傳統的多代同堂互助模式，在高生活成本與高競爭壓力的社會現實中正逐漸失去根基。

家庭功能的消散，意味著原本設計為”補充”角色的社區與院舍服務，不得不承擔起”主體”的照護責任。這不僅未能緩解財政與人力資源的前兩個困局，反而將更龐大的需求直接壓向已然緊繃的公共體系，令整個養老系統陷入相互加劇的惡性循環之中。

未來出路：重構系統而非修補

面對三重擠壓，簡單的增加撥款或口號式呼籲已不足以應對。香港需要的是系統性的重構。

第一个出路是探索「長期照顧保險」，破解財政可持續難題。鉴于加稅路徑艱難，Vincent Lee教授提到了另一種融資模式——長期照顧保險（Long-term Care Insurance）。

“可以考慮參考日本、德國的長期照顧保險制度，讓市民從年輕時就開始儲蓄年老後有健康需要時可用於支付相關費用。” Vincent Lee教授認為，這種專項專用的保險，能讓市民明白繳費是為自己將來的保障，也能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並推動社會互助。

這是將養老責任從政府大包大攬，轉變為政府、社會、個人共同分擔的可持續模式。儘管推行會面臨阻力，但面對人口結構的鐵律，這或許是必然要邁出的一步。

其次，支持”支持者”，關懷照顧者群體。任何養老系統的基石，都是最終的照顧者——無論是家屬還是專業人士。他們的福祉直接決定了被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Vincent Lee教授強調：“要關注照顧者的福祉…應該在勞工法上做調整，比如給在職照顧者提供每年的照顧假期，同時提供更多情緒支持資源。”

這意味著政策視角需要從”長者”單一中心，轉向”長者-照顧者”二元整體。只有照顧者不被壓垮，原居安老才有可能實現。

最后一点，務實看待「北上養老」。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成本壓力，部分人將目光投向內地，尤其是大灣區生活成本較低的城市。然而，Kim教授對此有不同于大众的观点。

她認為，內地因人口基数大，未來將面臨比香港更嚴峻的養老資源爭奪，依賴「北上養老」並非長久可靠之計。

香港的問題，最終仍需在香港的框架內尋找答案。

從「生存」到「生活」

“原居安老”的終極目標，不僅是讓長者在家中”生存”，更是要在社區裡有尊嚴地”生活”。

對於西貢區的梁婆婆而言，這個理念意味著每週三天固定的行程：去熟悉的地區中心吃飯、做操、寫書法，和中心裡那些能打招呼、聊家常的熟悉面孔。她的日常生活，勾勒出”原居安老”最樸素的願景——在熟悉的地方，依靠熟悉的人與服務，維持一份自主、體面且有社交的晚年。

要讓更多長者像梁婆婆一樣安穩”生活”，而非僅僅”生存”，系統必須提供堅實支撐。這要求香港社會展開一場關於社會契約的誠實對話：我們願意為長輩的尊嚴晚年支付多少成本？是通過稅收改革、長期護理保險，還是其他創新方式？

這也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備更精細的設計能力：不僅要建設中心，更要構建主動發現那些獨居、“隱形”長者的機制；不僅要提供服務，更要運用人性化的支持每一位老者。

開篇那具孤獨的骸骨與梁婆婆充滿生機的日常，構成了香港老齡社會最刺眼的對比。避免下一個悲劇，讓更多長者享有安穩的日常，需要的不是簡單增加資源，而是从财政分摊、人力保障、家庭支持到社区精细化服务的全链条重构。